围绕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被推到风口浪尖。双方政界、军队和民间都在密集表态，显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中日关系可能要跌到深谷。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之下，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是必然的。一般认为，中日摩擦不太可能发展为军事冲突，通过经济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认为是诸多配套措施中极为可行的一种，因为这比军事冲突更可行，影响更大也更持久。但如果中国真的开始对日经济制裁，会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有多大影响？

　　日本经济不可能离开中国 中国抵制有底气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济合作在竞争与摩擦中不断加深。截止到2011年，中日贸易额接近3500 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一贸易国，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以上。中国成为日本经济复苏和前进的最主要动力。

　　日本大量的商品卖往中国，到2006年底，中国一度仅次于美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 个百分点。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对华进出口贸易额/总进出口额)始终低于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这表明邦交恢复后的前20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

　　近年来，中日的角色在逐步发生改变。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5% 后一路逆转，2010年已变成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20%，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11%。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观。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12年1至7月中国对日本出口863.0亿美元，增长6.7%，占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7.6%。同期我国从日本进口1045.9亿美元，下降5.2%， 占我国进口总额10.1%。这说明我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依赖度总体较低，且低于日本对我国出口依赖度。从日本海关的统计分析可得出同样的结论，2012年1至6月日本对中国出口737.2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8.0%，同期日本从中国进口913.4亿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20.5%。这说明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均高，且大幅超过中国对日本依赖度。

　　除了对中国经济高依赖度以外，日本经济本身就存在薄弱环节。“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正在国会紧锣密鼓推销的‘增税方案’存在明显漏洞，很可能落空。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严重，日本家庭储蓄将归零， 财政发债购买力不足等问题将浮出水面。”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说。同时， 中国持有大量日本国债。中国商务部网站援引《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包括短期国债)额正急速扩大，截至2011年底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71%。中国的持有额自2009年起急速增长，2010年超越美英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金柏松直言：“日本经济‘命门’在于国债危如累卵，而中国掌握‘一根可以压倒骆驼的稻草’。”

　　在不少专家看来，我国已具备经济制裁日本的实力，并且时机已经成熟。日本经济从1992年至今，除了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基本处于低迷和衰退状态。日本政局的频繁更迭，执政理念不断变化，日本经济也跟着失去了方向。日本企业竞争力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对日经济制裁切口

　　中国一直非常慎打经济牌，扣动经济扳机前更是权衡利弊和时机。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一旦被迫扣动经济扳机，不可能盲目射击，会精心挑选“靶心”， 尽可能选择对日方具有较大杀伤力、对己方具有较小损伤的目标，确定日本的“七寸”，击中“七寸”。日本的制造业、金融业及特定对华出口产品、投资企业、进口战略物资等，都有可能成为目标。中方射出的“子弹”也将是“组合式”的，不会是单一的“弹种”。

　　第一，市场。综观中日之间的经济数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姜跃春分析，如果对日进行经济制裁，首先就要从市场切入。“日本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产品主要靠外销，美国市场由于次贷危机导致不景气，欧洲还未度过欧债危机，日本现在主要依存的就是亚太市场，而亚太市场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国，所以一旦实行经济制裁，就要打市场这张牌。” 日本经济已显得疲惫不堪，在此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极有可能诱发日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及日元危机。

　　第二，战略资源。战略资源是能够有效制衡日本的一张“经济牌”。以稀土为例，稀土等战略资源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生产高端工业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中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承担了世界90%以上的市场供应。而在2009年之前，日本稀土资源的90%以上都要从中国进口，在2010年日本非法扣押我国渔船船长事件发生后，我国就暂停了对日的稀土出口，极大打击了日本制造业。这一痛过后，日本才开始向更多国家开发稀土，实现稀土的多渠道供应。除了稀土，钨、锑、镁、钛这些主要依靠中国进口的金属资源，也可作为对日经济制裁的切口。

　　第三，汽车零部件。日本汽车是日本经济的精锐，影响极大，一旦遭到制裁会波及日本经济更深、更广领域，对日本经济打击也很大。专家分析，禁止日本汽车零部件进口，还可以迫使国内日本合资汽车企业制造合资自主品牌汽车，采购国内零部件，同时给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生存争取一定发展空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介绍，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的原装汽车数量并不多，比重不过20%左右。而日本出口的70% 都是中间产品，是汽车制造产业链中处于高端核心的零部件。假如对纯粹日本进口的核心零部件进行经济制裁，对日本的打击是很直接的。比如日产汽车的变速箱都是100%从日本国内进口的， 一旦制裁，整个生产链就将断裂。

　　第四，旅游业。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介绍，2011年中国赴日游客人数为104.35万人，比上年大幅减少26.1%(受日本地震影响)。而今年1至7月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达到94.76万人，增幅为72.3%。7月游客人数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单月游客人数首次突破20 万人。日本“购岛”风波以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人数已经锐减。国内最大的组团日本游批发商之一中国康辉旅游集团原本为纪念中日建交40周年向日本输送5 万游客的计划也宣布终止。

　　市场和民间自发的抵制正在形成经济制裁效应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平公开表示，市场和民间自发的抵制正在形成经济制裁效应。

　　除了日本旅游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购岛” 事件升温以来，淘宝网(微博)内的一系列日本品牌最近7天的销售量也明显下滑，如索尼电视机成交指数下降了81.7%。《环球时报》报道，9月17日，日本佳能、松下等在华日企宣布暂时关闭在华工厂，有部分日企开始撤离日籍员工及家属。美国财经资讯网站“市场观察”称，在日本提出“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后，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行动在各地开展。这股强大的压力给松下、佳能等日企带来的经济损失惨重。报道称，在被中国网民列入首批抵制对象后，业绩已经大幅下降的松下等雪上加霜，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跌至0.4%。东芝、三洋等日系品牌的占有率也跌至1%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制造业巨头2011年度均出现巨亏，现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活动更令日本企业界担忧。日本雅虎网站称，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造成日系企业各公司的销售额近来降低了20%－40%。8月份以来，日系汽车的市场销售比同期减少2%，而中国整体汽车销售量增长11%。《韩国经济》援引日本官方统计称，去年日本对中国出口额占到其全部出口总额的20.6%，如果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对日本经济生成巨大打击。日本《朝日新闻》9月17日称，短期内在华日企经营遇阻已成为定局，这让日本经济又蒙上一层阴影。

　　经济全球化“日货”难辨 抵制遭遇尴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先生曾经针对2005年在中国爆发的 “抵制日货”事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将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行为概括为“盲目抵制”，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盲目抵制日货有几种表现：“一是‘逢日必反’，只要是日货一概抵制；二是抵制的方式不限于自己不买或不卖日货， 而是对别人使用或经销日货也加以抵制甚至损坏；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日本在华企业或商业行为进行攻击。”借鉴刘江永先生的观点，在整个“抵制日货” 事件的过程中，人们的抵制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感性的抵制行为和理性的抵制行为两大类，不同的抵制行为自然也会对经济全球化下中日经济的博弈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感性的抵制行为主要是指对凡是贴有日本商标的产品一概抵制，同时，抵制的范围从自己到他人不断扩大，抵制的方式也不仅仅是不买或不卖日货，甚至对经销日货的商店也加以损坏。如今大大小小的日本企业、饭店、公司、事务所等遍布中国各个城市， 如果我们把对日本政府错误做法所产生的义愤发泄在他们身上，就很容易造成日资企业、连锁店所在地社会秩序的紧张和混乱，甚至让一些图谋不轨的人钻空子。这些人混在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之中，对经营日货的店铺进行打砸抢，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城市形象，在此过程中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这些不法行为就使“抵制日货”变了味儿，其结果不仅不能起到打击日本经济的作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既在经济上有碍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在法律上使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法律规定，没能保护好公民的合法财产。

　　理性的抵制行为主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日两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商品时，优先考虑民族品牌。如在家用电器方面，中国的海尔、长虹等品牌的产品与日本同类产品相比，同样具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优先考虑民族品牌。那么理性的抵制日货会对中日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生产要素互相交流，按价值规律进行配置，经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许多外国品牌是在他国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生产的，企业利益交织在一起，这已成为世界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以中国一汽为例，一汽公司与日本汽车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汽就派出大批人员赴日考察，学习丰田公司等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并在企业内部推行丰田生产方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汽分别从日野、日产公司引进变速箱产品技术和驾驶室技术，为一汽卡车产品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汽又分别与杰克赛尔、光洋精工、东机工等日本企业组建了3个合资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这些合作， 一汽公司很快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企业之一，从单一的卡车生产企业发展为重、中、轻、轿、客、微产品系列齐全的汽车集团。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消费者纵然想理性的“抵制日货”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因为在今天的商品市场上几乎没有纯粹的日货存在了，尤其是较为常用的电子和机械产品，甚至许多民族品牌产品中所需要的零部件都采购于日本。为“抵制日货”而寻找替代品，增加了交易成本，最后还面临买到的“非日货”可能仍是日货的情景，而且有的“日货”本身又含有大量我国自主品牌的配件， 也让抵制日货者处于甚为尴尬的境地。

　　同时，所谓“国货”或其他国家的产品很多也是同日本企业合资生产的，这一点作为消费者个人是很难分清楚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两国经济相互渗透， 共同构筑的成分越来越多，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产品只有日本独家获利。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理性看待经济全球化下中日经济的博弈

　　事实上，“抵制日货”的呼吁在亚洲并非新事物。早在二战前的日本侵华时期，甚至更早，饱受日本欺压的中国社会就时常传出“抵制日货”的声浪，并视之为敌强我弱情况下抗击外侮的无奈之举。上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在2005年。但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已发生逆转，不是日本强中国弱，而是中国强日本弱，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究竟是否对中国有利，在中国人当中也引发了争议。即使是理性的“抵制日货”，也有可能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我国的对外合作与发展。另外据统计， 目前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约3万家，共雇用了200多万中国人，转包企业雇用约900万人。如果因为“抵制日货”造成3万日本企业破产的话，就会造成数百万中国人失业。日前，网络热传一则题为《干掉一辆国产日系车的“抗日效益”浅析》的博文。文章对“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砸烂日系车，就等于消灭日本坦克”的传言做出了辨析。文章总结，从交换比上看，干掉一辆售价23.4万元(销售收入20万+增值税3.4万)的国产日系车，“爱国青年”在让日本政府少了1240元税收收入的同时，使我国各级财政少了81194元税收收入，使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少了67220元；在让日本少了27元“买子弹”的同时，使我国少了2400元“买装备”。中日双边经贸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让“抵制日货”最终可能变成抵制由中国人和中国工厂生产的部件和产品，这是得不偿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认为，虽然最新数字显示，日中贸易已经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1%，但这并不等于如果中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反制措施，中国就能够独善其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翟新指出，从双方贸易的品类来看，日本出口中国的货品中，中高端及高科技产品较多；相反，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中，中低端产品比例较大。而这些中低端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有韩国、东盟国家等数个竞争者，这对中国的对外出口构成了威胁。按照目前的中日贸易现状，如果任何一方决定采取经济手段反制对方，那么这将对双方的经济走势都构成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会理性的看待中日经济之间的博弈。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中日双方带来了互惠、双赢的巨大利益，进而加深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1972年，中日贸易总额10 亿美元，到1978年也仅仅66亿美元。20多年后的2000 年，两国贸易量700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200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 达到2073.6亿美元，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 年的28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年到2006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此外，中日相争还将让美国从中受益。有相当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日两个制造业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机遇。国内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已经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动向，即日本民间有人要求政府全力以赴地投入西方怀抱，从而使得中日关系渐行渐远，这也正中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下怀。美国只要利用好日本，就能以很小的代价遏制中国，倘若中日经济两伤，日只会更依赖美。中国遭挫正好符合美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一石二鸟之策可以成真。特别是前期中日之间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中日货币互换协定等合作，目前已经因为钓鱼岛事件而陷入全面停止阶段，美国趁此时推出QE3 大印美钞，意味深长。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业集团驻香港经济学家Liu Li－Gang称，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经贸关系愈发紧密，围绕钓鱼岛的纠纷升级恐怕会给亚洲经济以至全球经济带来冲击。所以翟新认为，中方应该伸出友善之手，尽可能缓和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对立情绪。为了避免上述外交格局的出现，中日两国政治家都应该以战略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日前，《环球时报》引述一名经济学家言论称， “抵制日货”运动的关键其实是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只有生产比日本商品更优质的产品，才能使“抵制日货”产生真正效果。如果本国企业不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抵制日货”只能是一时的行为。即使抵制了日货，本国企业也不能得到好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供消费者选择。清华大学经济外交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认为，韩国“抵制日货”的经验值得中国人借鉴。比如，韩国汽车企业会借助一些事件让韩国人买韩国车，但韩国车企私下与日本的技术等合作从未中断过。在这个方面，中国头脑要灵活。反制日货的根本途径不是抵制日货，而是“超越日货”。特别是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中国企业要学会在开放环境中超越“日货”。比“抵制日货”更重要的是多支持国货，给国内企业更多的成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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