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中日关系再度降温，由此引发的寒潮在经贸领域已经有首当其冲的显现。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日前表示，日方的所谓“购岛”(钓鱼岛)行为，难以避免地会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舆论中已出现用经济制裁威慑日本的声音，并言之凿凿：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高于中国对日本。虽然中日经贸对峙对双方都有杀伤力，但中国承受能力远高于日本。然而，“打经济牌必须慎重，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两国的承受力，理性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近日，谙熟中日经贸事务的学者如是告诉人民网记者。

　　经济承受力—需客观理性评估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出口是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虽然欧美市场是影响日本经济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对日本经济而言，中国因素早已不可忽视。

　　中国是目前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对象国。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1年日本对华贸易和对华出口将分别占日本外贸总额和出口总额的19.7%和20.6%。而日本在欧盟、美国、东盟之后，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高于中国对日本。虽然中日经贸对峙对双方都有杀伤力，但中国承受能力远高于日本。一旦中方启动经济制裁，可能引发日本经济危机。

　　而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研究员冯昭奎则告诉人民网记者，对日本采取经济上的反制措施，理论上日本受到的影响大于中国。“但是所谓的‘承受能力’却不是光用数字就能够衡量的。”

　　冯昭奎说，自2002年以来，在中日贸易中，中方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之间在生产领域内的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中日双方的进出口产品层次不同，技术含量不同。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中国从日本主要进口关键的核心零部件，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如果进口受影响，产业链将面临断裂，对中国将产生损害。尽管中日之间的贸易结构正在逐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转化，但总体来看，日本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方面仍占优势。

　　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63.48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49.7%，而中国实际吸引外资增幅为9.72%，与此相比整整高出近40个百分点。日本对华投资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轻率地对日本使用经济制裁，可能会导致在华日企撤离中国。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自行控制在8%，对我们来说，是接近下线的。”冯昭奎说，而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一两千万。我国已经进入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复杂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强，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适当的增速，就业市场就会受到冲击。“所以，打经济牌必须慎重，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两国的承受力，理性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

　　稀土战—不再是杀手锏

　　在近日经济制裁日本的诸多措施中，限制对日稀土出口是讨论得最多的。不少人士表示，日本在稀土资源近期仍将倚重中国，因此中国可打出“稀土牌”。

　　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2年1到6月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下降到3007吨，仅占全部输入总量的49.3%，半年内减少了50%。而在2009年之前，日本的稀土资源9成以上都需依靠中国进口。

　　“在经济制裁方面，中国是有教训的。”冯昭奎认为，2010年，日本非法扣押中国渔船船长。中国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使用了经济制裁，但事实上中国暂停了对日稀土出口，当时给日本造成一时困难。“但其实困难主要是日本叫唤出来的，他们早就有备无患，存货很多。”

　　中国的稀土储量只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却承担了目前国际市场上90%的供应量。“国外也有稀土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且有技术，这两年里他们把稀土生产搞上来了。”冯昭奎说，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后，日本就重新研究了资源政策，尤其决定稀土及稀有金属不能只依赖一个国家。如今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的稀土项目，进展得都很顺利

“而我们总说在稀土产量上有垄断地位，但是现在其他国家赶上来了，我们却没有提高技术含量，升级产业链，在稀土产业竞争力方面大受影响。”

　　冯昭奎认为，稀土已经制约不了日本，不再是一张牌。如果要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一定要吸取稀土教训。

　　经济制裁——不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

　　在钓鱼岛事件升温之际，“抵制日货”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在民众中再次掀起，连带着赴日旅游也遭遇低谷。来自各大旅行社的消息称，进入9月份以来，赴日旅游成团数量急剧减少，有的旅行社则干脆停止赴日旅游业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与上年同期比较，8月日系车销量下降2%。而8月份以来，日系品牌家电在中国销售额也整体大跌。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近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中国消费者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其立场和他们的一些想法，是他们的权利，我们对此应该表示理解。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高洪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也如是说，中国人民出于爱国热情，自发地抵制日本产品，是自己的权利，无可厚非。“但是经济牌要有区分，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的牌是不一样的，政府层面更多的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

　　日本冲绳大学教授刘刚在此前的媒体评论中分析指出，制裁一个国家，通常应该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如若真要动用国际力量制裁日本，有必要提请联合国通过。这样，所谓的制裁行动才具有正当性。如果一国妄自舞起经济制裁大棒，不仅容易偏离WTO原则，更易授人口实，引起一连串的副作用。

　　“对于经济制裁，我觉得中国一般地讲，不主张把制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手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明确地指出。

　　高洪也告诉人民网记者，就反制来讲，反制是针对对方进攻所采取的反击制服的斗争手段。反制和挑衅的层次和力度相当。如果日本在经济上没有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政府层面的经济反制一般不会进行。在日本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后，中方随即公布钓鱼岛领海基线基点，派海监船对钓鱼岛实施常态化监测，以及向联合国提交钓鱼岛坐标表和海图等，这一套“组合拳”已经击中日本的要害。

　　刘刚认为，吞下钓鱼岛已经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和国是问题，对此问题，中国没必要再旁敲侧击，又何必冀望于“歪打”迂回，反而最好针锋相对，就事论事，该怎么交涉就怎么交涉，让实力和行动说话。学习俄罗斯，以实力做后盾，少说多做。

　　正如近期不少专家学者所说，钓鱼岛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关于钓鱼岛的斗争是长期的，不能一蹴而就。现在只是斗争的第一回合，要做斗争的长期准备。中国相关部门也明确表示，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利。既然要做长期斗争，就要讲策略、讲次序、讲阶段性目的，不能意气用事，做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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