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走私获取内地资源

抗战时期走私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利用香港来获取中国内地资源。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施行战时统制政策，大量征购桐油运往美国，以换取外汇进口中国所需的战略物资。然而奸商为利欲诱惑，公然走私桐油至香港，为数甚巨，盛时竟超过官办中国复兴贸易公司运到香港的数量。查自粤运入香港的桐油，多来源于湘桂，所经路线遍布于东江、西江及南路各县。

1940年1月19日，广东省政府会议通过《粤省战时管理桐油运销章程》，规定由省财政厅协助中央统筹运销桐油防止走私资敌，管理本省境内桐油运销事宜，并指定各地税务局及所属稽征所站为桐油管理机构，进行办理。但据财政厅缉私处函称，1940年度本省桐油走私以南路一带最为猖獗，私枭组织公司进行大帮武装私运出口。

钨砂是重要的军火工业原料，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生产国。抗战初期，粤桂各地所产钨砂运至香港，国民政府虽已公布严禁私运，厉行缉捕，对违者处以极刑，但利之所在，偷运者迄无敛迹。香港成为钨砂出口汇集处，以中山、澳门运来者最多，其次是潮汕、惠阳、梧州等处。偷运者组织严密，其载运出口及接收，均有接应。钨砂内地价格与香港收购价格相差极大，日商即以此利诱不法之徒。

1939年欧战爆发，钨价大涨，私枭甚为猖獗，偷运巨量钨砂到香港销售，转资日本。1940年后，东江一带私枭甚为猖獗，偷运巨量钨砂到香港销售。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仅东江私钨运港每月即达1300余吨。每担在当地收购价仅60元国币，运到香港后最高可售约270港元。故私枭作大规模之经营，并以武装护运。仅1940年头两个月，由香港运往日本的钨砂达8073担，价值188.2万余港元，比上年同期的252担，激增7821担，约达30余倍。

战时由于国民政府吏治不良，无法有效遏制走私活动，故私枭经常能把内地紧控物资输出，又将日货运入。越是接近沦陷区，缉私税务机关问题越多，以致大规模走私贩私竟成为战时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海上缉私工作被迫停顿。鉴于港澳边界走私活跃，1939年初，九龙海关增强了缉私力量，扩编缉私队伍并配置新式武器。次年1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针对省内国统区和沦陷区间走私泛滥的情况，下决心整理缉政，成立省财政厅缉私处，建缉私网遍布于省内各地。尽管如此，收效实在有限。在香港通往内地的漫长衔接地带，海盗、私枭、税警、地方官员往往是几位一体，利用夜幕的掩护和处于交通线上的“地下通道”，为非作歹。1940年，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在从港澳至西江的转移过程中，曾多次亲历此境，在他的著作《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详尽地披露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犯罪事实。)

日本不断发动的军事行动，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缉私能力。如广州、汕头等重要城市沦陷后，中山海岸私枭活跃起来。由于日本机舰骚扰，且中山亦一度沦陷，原各海关关卡及缉私机构都陷于瘫痪，故私枭乘机活动。他们大都是从宝安、深圳、后海等处转过来，在澳门设办庄，每日从香港购入大批日货，伺机偷运入内地。据1939年底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估计，每月运私货已由百余万元增至200多万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中国海关华南缉私舰队的舰艇损失殆尽。

　　战时走私之危害

抗战初期，日本对国统区实行日货倾销和有计划的大规模走私，故在内地到处可见日货充斥、廉价倾销之现象。这种席卷之势，挤垮了先天不足的战时后方工业。走私贩私的厚利还驱走了资产者对工商业投资的兴趣，如蚕丝、烟草等原料流向沦陷区，加工成丝稠、香烟后又运回来，如此倒卖，摧残了原产地的加工业。

但自日本采取物资封锁政策后，形势大变，日货倾销已停止，且更严厉地查禁一切物资从沦陷区输出。此时，猖獗的走私活动被日伪利用来攫取国统区的资源。大量农产品和战略物资被走私出口，据《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记载，在潮汕地区，“随着奸商的活动，走私的深入，敌人通过他们在我们的后方和广大的乡村，拼命收买铜仙、麻皮以及矿铁锡等军用原料……载到汕头，运载到香港去了。”根据当时的调查情况来分析，走私活动几乎无处不有，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洞，使国统区重要的战略物资源源泄流，起到了配合日伪经济战的恶劣作用。

在漫长的中日战略相持阶段，走私竟成为国统区和沦陷区经济互补的重要渠道。国民政府株守于粤北穷乡僻壤，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大量的日用消费品须仰赖沦陷区供给，一些地方军政官员竟利用走私开辟财源，致使走私风气，盛极一时。尤其是在粤桂两省的衔接地带，海盗、私枭、税警、地方官吏往往是几位一体，疯狂地走私和贩私。在商店里和黑市交易场所私货充斥，从低档到高档物品应有尽有。尽管处于艰难的战争岁月，富豪和达官贵人仍以攀比享用高级奢侈品洋货为时尚，已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1941年初，粤省主席李汉魂曾捕杀了涉嫌走私的廉江县长邹武，但仍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到抗战后期，走私贩私行为已成为畸形社会结构的强心剂和万能的润滑剂。

　　抗战末期，走私更加猖獗，尤其是日伪官商打着“运输军用物资”旗号的走私更是愈演愈烈，连日伪控制的粤海关都感到难以容忍，于1945年7月发布取缔军需品混入商品的通告，内称：“嗣后凡运输进口、出口后转口应税货物，均须持有海关所发完税凭证，其系军需品，则须备有各特定军事机关所发免税证明书，随货搬运，以便关员随时查验，否则一经察觉，无论任何场所，当即派员将货扣留，以走私论处。”

战后粤港走私猖獗

抗战结束后，美国商品在华倾销泛滥。由于环境促成，香港仍为私枭的大本营，而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广州，更成为走私进口的门户。大量私货经过广东辐射全国，其恶劣风气较战前更盛。

1946年，国民政府实行贸易管制，凡重要的进出口物资均在严格控制之中。商人从事贸易限制严而手续繁，输入限额太少，出口结汇牌价太低，加以内地国币贬值，物价高昂，经营极为困难。要想维持生意，不得不另寻出路。另外，由于官方垄断贸易，奸商囤积居奇，造成内地市面商品短缺，与港澳的差价悬殊，也助长了走私活动的更加猖獗。

1946年9月，港粤政府加强缉私，出动警察、税差在火车、轮船上进行检查。走私者于是改变路线，陆路多由香港新界粉岭越过老虎坳扒山岭偷运入内地，海道则以小渔船分批偷渡，或经澳门偷渡拱北关卡，径往江门等地。1947年初，广东有关部门收紧了缉私网，使水客性质的走私单帮（据报载，当时仅广州附近四乡走运私米的水客，每日约有600人）受到打击而趋于淘汰。

然而，在私枭中的“豪门资本”和“特殊人物”面前，缉私力量显得力不从心。正如香港舆论界所尖锐指出的：若干国内官僚资本大实业机构“能冲破一切缉私网”。1947年6月17日，美联社广州电称：广州行辕发言人宣布扣留了一个利用海军舰舶自香港偷运无线电器材、西药等货的嫌疑犯。该发言人不得不承认：华南走私很有组织，并有“有势力的人物”作为后台。

私枭手段狡猾，诡计多端，除利用省港澳外轮特制暗窦走私外，珠江三角洲各地有专营走私电扒、机帆船等近20只，配备武器，逢关过卡，能用钱贿赂则以钱开路，否则开枪抵抗。大量私货由港澳直入珠江三角洲各处，再分批运至广州，进而扩散至全国各地。据《广东情况调查》记载，全省走私路线多达10条，其中有3条直达广州。当时广州是私货进口之集散地，其辐射面遍及广阔腹地。)

由于军队、官僚、地方恶霸势力及黑社会集团插手其间，加上群众性走私活动，使粤海关查不胜查。据海关总税务司讲：广州主要有行辕帮、保部帮、警保帮等三大势力集团，开设各种商行、公司装饰门面，利用专用船只等运输工具，大量走私出口物资和进口紧俏消费品。

此外，国民党散兵游勇和退役军人未得政府安置，逼于生计，约有3000余人啸聚成群，在广九铁路上走私为生。就一般而言，走私商大多与沿途军警关卡及交通人员相沟通，故其势无法遏制。凡私枭包运私货，都要收取高额佣金，由货主每次按值付给“运费”。普通货品一般收费30%以上，若是内地禁止进口的奢侈品，则收费高达100%.

战后华南走私活动的另一显著特点，是驻华美军取代了日本，成为特大走私贩子。据1946年6月15日上海《联合晚报》的报道：美军利用飞机在香港向内地私运钻石、银件等物品。同年11月4日，美、蒋双方签订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于是，驻华美军美舰美机，利用其可以自由进出中国海港、机场以及内河的特权，勾结国民党军官大肆走私，使整个国统区市场美货泛滥，达到“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程度。据香港当局公布：仅由香港走私进入国统区的货物，每月至少有5万吨，多时有10余万吨。美国将经济侵略重点放在华南一带，故广东的情况比其他省区更为严重。据1946年7月《商务日报》报道：充斥于广州市场的美国货，有9成以上是走私来的。

如时论所指出：战后除严重的外贸入超外，“还有更多的走私货，在南中国海，走私有武装保护，私货以香港和澳门为桥梁，泛滥于华南；外国的军舰，海关无权检查，所以有资格乘外国军舰的人们，很多成了走私的"队商"。飞机在特殊势力保护之下，也成了一部分私货的运输工具。”

粤港澳边境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且愈演愈烈。据香港《星岛日报》估计，1946年由港运粤的私货约值3700万美元，由粤输港的私货约值3000万美元。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时局更加动荡，走私如同脱缰之马，成失控之势。据粤海关统计，仅1948年首季，经由该关辖区缉获的走私案件即多达2000余起。当时，港粤间走私货物竟然超过正当交易额的1倍以上。)

走私所造成的社会畸态

大规模走私造成了巨大的贸易漏洞。据中央银行1946年度营业报告分析，“华南走私进口尤足惊人”，这种情况对于拮据的广东政府财政收入无疑是雪上加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病入膏肓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港英、葡澳政府的“合作”，经过反复的协商和谈判，终于在1948年相继签订了一揽子“关务协定”和“缉私协定”等，其主要内容在于缉私，但由于许多复杂问题难以解决，这一切并未真正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战后港粤走私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恶果，一方面是大量私货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运入，沉重地打击了内地的社会经济。战后初期，广州卷烟业曾蓬勃一时，但自走私洋烟大量涌入后，其“率皆陷于崩溃惨境”。走私舶来品皮革倾销泛滥，对刚刚复苏的广州制革业造成很大冲击。1947年初，国内黑市金价猛涨，私枭从香港贩运黄金到广州，每日竟高达上千两，严重地破坏了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的计划。

另一方面，香港仰赖内地供应之土特产，因官僚机构限制严而出口结汇手续繁，莫不转向走私之途。如1946年，香港中转出口的钨矿砂，大都是从广东两阳、四邑一带走私而来。做此种生意的人，多与私枭有相当之联系。锡、锑等稀有金属本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购，但因官方收购价过低，1947年后多由华南走私香港港出口国外。当时香港织造业不振，办庄多改办内地货，从水路偷运至香港者占78%.据《银行周报》估计，为套取黑市外汇而走私至香港的桐油，每月至少在1000吨以上。

洋货自香港运到内地后，走私商资金之回头，大多换购当地土特产复出口，乃一举两得之利，更吸引不法之徒趋之若鹜。

走私所造成的社会畸形状态不一而足。如广东缺粮，但又几乎每日有大量米粮走私运往港澳甚至新加坡，据1948年2月的报道，仅万顷沙每日走私往香港的粮食至少有10万斤。因港澳地邻广东，其粮价高于广东，故成为私枭牟利的一大生意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叶剑英主持华南工作时，曾严厉地批评道：长期以来，“走私猖獗，（珠江三角洲）粮食多偷运进口，香港、澳门的人吃广东米，广东人民反而要吃安南、暹罗的洋米，竟有这种极端不合理现象”。

战后粤港走私猖獗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统治当局垄断外贸政策逼良为娼。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正当商贸难做，商人纷纷转向不法之途。正如某出口商所讲：“现在的出口贸易，如不走私，已无法经营了。”其次，“豪门资本”和“特殊人物”是最大的私枭。时人认定：“往往最庞大的走私机构，其本身就是官僚资本的组织。”第三，驻华美军利用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特权保护，疯狂走私。第四，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尤其是1947年2月黄金风潮后，内地游资黑市大量涌入香港。

其具体顺序是：先由广州行庄与上海行庄订立契约，议定最高款额；同时由广州方面特设香港联号，或径派人驻港联系和交收外汇。从事此项投机业务，离不开黑市买卖、私套侨汇、走私金钞、出口物资和设地下电台、秘语电话等。一般都逐日轧算，三方填补，取得账目平衡。这种三角套汇关系（金钞投机），即沪穗港的联汇弧形曲线，把国内资金由法币兑变为港币而逃出境外。短短三四年间，单经商业银行、银号和地下投机金融商“套汇”，帮助国内资金外逃至少合当时港币20亿元以上，折合黄金800余万两或美金5亿余元。

战后粤港走私猖獗达于失控局面，既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张晓辉，暨南大学教授，著有《香港华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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