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税收增长远快于GDP增长，西方舆论将攻击的矛头直指政府税收过重。然而，这种指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为跨国公司“打工”的地位，和高税收更多指向跨国资本的现实。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中国，今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已成为当今全球产业和国际贸易链条当中的关键一环。中国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业服务，而西方国家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要为中国制造业成本埋单。如果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来补贴全世界。

　　比如，一定程度上，以“民生”名义指责中国电价调整的舆论，实质上维护了中国低电价保障全球以较低成本进口中国高耗能产品的不合理现象；以“民生”名义指责中国收费公路的舆论，没有考虑到中国收费公路通行里程最多的区域集中在外向型经济区，这些公路的收费会转移成为出口产品的成本，需要全球埋单。如果以税收支持公路免费，就是用税款补贴出口产品，也就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补贴全世界。

　　中国的税收，并非完全来自对中国GDP的征收，事实上很多税收来自对外国GDP的征收。比如出口的玩具，外国企业赚取3美元而中国企业赚取2美分。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各种服务费用的营业税必须缴纳；中国来料加工的人工费用也要缴纳增值税；虽然有出口退税，但是很多出口是当初进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如果这些原材料不是厂商自身一对一地进口，而是在中国不同配套厂家之间加工转一圈，进口时的增值税也很难退。

　　另外，虽然中国以符合WTO承诺降低了关税，但是进口环节17%的增值税，外国资本是不得不缴纳的。而且，国内的增值税有进项抵扣，进口的产品则不能抵扣。比如，外国向中国出口铁矿石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再把铁矿石炼成钢、制造出产品出口的退税率约为13%，于是就产生出4%的税额。这个税额是对没有抵扣的铁矿石价格而言，而没有抵扣的4%的税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税还要多。因为这4%的税，是对铁矿石出口国的GDP征收而来。

　　继续以铁矿石为例，进口的铁矿石最终售价与国内铁矿石相同，但是国内铁矿石的增值税有抵扣而进口铁矿石没有抵扣。国内铁矿石是对国内GDP征税，而进口铁矿石的征税对象就是外国GDP。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在中国过手的外国GDP会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中国自身GDP也有可能。

　　实际上，成为“世界工厂”后，中国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环节的征税能力，也会向全球扩张而具备全球征税能力。从中国制造业过手的财富比中国制造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些过手的财富都可能成为被课税的对象。西方资本可以通过所谓的定价权压低中国企业的利润和人工工资，但是它们无法压低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征税能力。

　　一定意义上讲，这实质就是强势政府的征税能力与金融资本全球定价能力的博弈。在中国制造业取得全球竞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以后，这个征税能力对抗的是全球资本的定价能力。定价能力的背后是具有霸权地位货币的发行能力。而中国政府的征税，恰恰是对抗某些国家印钞式的不负责任“量化宽松”和对抗中国外汇贬值损失的有力手段。

　　近期，欧盟对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就经典地解读了通过国家征税权博弈国际定价权的奥妙所在。欧盟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到达和飞离欧盟机场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额的碳排放税。中国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单之内，据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初步测算，开征第一年，进出欧盟的中国航空公司将因此增加总成本8亿元人民币，并且这一数字会逐年递增至2020年的30亿元，此间9年累计支出约176亿元。而这个碳排放税也是针对外国GDP所征收。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内市场

　　无论是央行储备对资源价格的调控能力，还是财税部门全球征税权的有效运用，中国博弈世界定价权的关键还在于国内市场。世界金融“制高点”长期以来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其可以通过全球政治经济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金融优势，控制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价格以保障其既得利益格局。

　　对于中国而言，只有通过“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优势，努力将征税权延伸向全球范围，抑制不合理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定价规则。而这种期望和能力的实现，直接决定于中国市场将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市场。

　　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当初世界三大矿商寻求指数型定价的新定价规则。事实上，指数型定价并非某些分析所说的那样可怕，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指数，都要让这个指数基于中国市场。中国的铁矿石交易量远远大于世界贸易水平，如果能够建立基于中国市场的铁矿石价格规则，监管和征税的权力就可以操之在我。目前，三大矿商都加入了中国钢协建立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机制。如果它们进行价格同盟操作，完全可以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这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征税权，其威力远胜于资源巨头的定价权，也更加有赖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市场的建设。

　　为此，中国市场内部的产业集中度就非常关键。无论是产品、资源和服务的进口还是出口，只有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内产业集中度，才能形成世界级的交易平台，才能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市场。因此，在未来争夺国际定价权的长期博弈中，中国在国内建设、控制和监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远比在外国成熟市场上博弈具备更强的优势和可行性。

　　在这里，要慎重分析产业集中度带来的垄断行为。首先，从现实历史考察，西方产业和金融垄断企业，并非由所谓市场竞争自然产生，其垄断优势建立充满了国家政治军事强权上百年的支持，也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决心，更是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其次，简单指责中国央企为提高产业集中度而进行的改革为垄断行为，是混淆了建设国家产业竞争实力和基于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垄断行为之间的不同。

　　以石油企业为例，中国石油企业的暴利，根本的问题在于把国家的石油无偿变成了企业所有。一定程度上，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经营业务上有意无意地让企业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和其国企性质原本应该体现出的国民利益，尤其在以油价为代表的石油利益分配上损害了国内广大普通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

　　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在充分考虑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公开透明地改善目前体现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石油定价机制和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用严厉的制度约束企业利益膨胀，通过体现国民利益和国家意志的产业集中度提高，相反可能更有助于国内消费者享受到合理公正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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