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新一期的美国《商业周刊》于2011年8月1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标题为“为什么债务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文章认为，美国的财政危机并不仅仅局限在债务危机，由于过度消费和老龄化问题，美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现在需要在税收、支出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有人曾这样设想美国的债务问题，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正在快速的削减负债，那时还有人担心政府发债量太少，会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如果之后没有两场战争，2001年和2003年没有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并且房地产泡沫没有破灭，也没有随后的经济危机，那么现在美国的财政状况一定非常良好。如果一定有什么麻烦的话，那就是华盛顿的政治混乱，只要共和党和民主党把它们的政见分歧同财政支出、税收和债务上限这些问题区分开，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还是让我们先仔细分析一下国债。用国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不恰当，因为它只着眼于过去，是政府所有债务的很小一部分。如果准确评估一个国家未来几代的预期收入和支出，所显示的结果将更糟。

　　其实国会是否能在8月2号提高债务上限意义不大。确实，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会影响美国的信誉和全球的经济，但是同美国长期的经济稳定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迅速提高的人均医疗费用，不断加速的老年化进程，这些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一直持续到这个十年结束，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布什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迈克尔-斯金(Michael J. Boskin)就说：不可持续这个词并没有真正反映问题的严重性。

　　奥巴马总统和众议长约翰-博纳提出削减4万亿美元债务的议案，很快被参议院予以否决，可是就算能够通过，也挽救不了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六月份公布的一个分析报告表明，若将现有的负债和GDP之比维持到2085年，美国需要一直保持年均8.3%的经济增长率，又或者需要削减15万亿美元的负债，不管是通过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都是奥巴马和博纳设想的3倍还多。

　　由于美国没有严肃的承诺削减赤字，因此就算债务上限在8月2号提高了，评级机构还是可能降低美国债券的3A级别。虽然我们可以避免违约，但是谁又能知道两党达成协议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我们的经济术语也存在问题。华盛顿希望平衡预算的人恐怕都读过《财政术语相对论》，它是由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Laurence J. Kotlikoff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rry Green于2006年共同纂写的一篇论文。作者称，现在的会计师和经济学家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获得了灵感，测量值的多少要视坐标轴而定。比如税收和赤字，就可以通过坐标的改变，造成不存在的错觉。

　　国债就是一个相对概念。财政部每天都会准确的计算国债的金额，7月25日的国债低于14.3万亿美元，没有超过债务上限。但是什么可以算作国债则是一种政策选择，比如公众持有的美国债务，并不包括预期支付给老人的社会保险。假设不是通过工薪税缴纳社会保险，而是让劳动者用这些钱购买社会保障部的债券，他们会在退休以后赎回哪个？如果这么安排，那么现期和预期的现金流都将非常准确，可是因为形式发生了变化，公众持有的债务将大幅度上升。光看这一个数据，就知道两党为所谓数据可靠的预算进行争吵有多么可笑。

　　国会预算办公室提出的财政缺口的测量方法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计算方式，它比国债更加准确，也更有警示作用。波士顿大学的Kotlikoff将这个分析从2085年扩展到无穷，这样可以避免坐标选择的问题。远期的权重非常小并趋近于零，因为时间价值无法计算。最后通过所有预期支出的净现值减去预期收入的净现值，Kotlikoff计算的财政缺口是211万亿美元。曾于2003年到2005年的担任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Douglas J. Holtz-Eakin并不同意这种计算方法，因为结果包含了太多不确定的假设，但是他也表示如果从定性角度考虑，Kotlikoff是正确的。

　　这就意味着，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走错了路，即便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华盛顿在为减少债务而欢呼的时候，通过财政缺口法计算的结果，政府也已经负债累累。我们给了老年人太多的福利保障，而让战后婴儿潮一代承担了太多的义务，15年后他们也将退休，老龄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了。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拐点，老年人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让年轻一代承担更多的义务，而老年人享受的权利却不能在年轻一代复制。Kotlikoff说，其实我们早就处在这种状态了，他担心美国会变成下一个阿根廷。要知道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可是因为一个世纪来的管理不善，现在它变成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老年人总是被提醒，任何试图调整现在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做法，都是对现有福利政策的攻击，是不公平的。最近一封来自联邦退休保障工作组的来信这样写道，让自由主义者停止攻击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民主党的选民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他们还据此来抨击共和党。这就难怪，奥巴马和博纳关于社会福利的谈判，被他们各自的政党否决了。结果就是不管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关于债务上限的议案都没有提到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

　　今年4月，商业周刊有一期封面是一只打鸣的公鸡，配的标题是“别和债务上限过不去”，不过华盛顿并没有听进去。数月来的混乱，让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和投资者心神不宁。在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上，卖空美国主权债券违约的成本尽管很低，但已经比去年增加了70%，并且是瑞士国债的两倍。

　　如果长期的大规模辩论可以达成一个有意义的协议，那么就算痛苦也是值得的，可是展开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对这个国家来讲，还不如什么都没发生。华盛顿现在的僵局让投资者们忧心忡忡，7月14日，标准普尔发表声明，他们将美国国债放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之中，并列举了政治僵局提高了违约风险，同时指出美国现在只关心中短期的财政稳定而缺乏长远打算。

　　Jp摩根的经济学家7月26日表示，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并不仅仅是债券等级下降)有可能使美国国债利率提高0.6到0.7个百分点。摩根大通固定收益策略部门全球主管Terry Belton说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每年要多支付1000亿美元的利息费用，这些钱将从购买其他商品和劳务的经费中扣除。

　　到底要削减多少财政支出、增加多少税收入如，很少有宏观经济学家会在意这样的政策组合，可这恰恰是华盛顿现在最关心的，这个重要的数字对他们而言就是协议的规模。很多提案都希望削减4万亿美元的赤字，这样可以暂时稳定负债与GDP的比值，安抚可怜的债券投资者。当然如果收缩政策实行的过猛，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尤其是现在失业率已经高达9.2%。

　　经济学家Holtz-Eakin说：我不是一个软弱的凯恩斯主义者，任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应该小且是值得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2013年以后在改动预算，因为那时经济状况会好一点。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谢菲尔德就表示，美国不需要短期、激进的紧缩政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认为，短期内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他们的逻辑就是，让经济恢复增长，增加税收比削减开支更有效。不过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只是对宏观经济没有多大影响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他们的辩论没有意义。

　　如果美国长期的预算问题非常小，则可以按照共和党的做法削减支出，又或者遵照民主党的做法增加税收。但是当问题很大的时候，就必须把两种方法混用，不管是Bowles-Simpson委员会还是Domenici-Rivlin委员会，很多无党派团体都这么认为。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在努力阻止任何有可能提高税收的法案，因为他们认为附加税是工作杀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像现在这样的需求萎缩的年代，提高附加税并不比削减支出减少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解雇联邦职员或者取消采购计划，这样削减的支出将使经济中的需求减少同样的金额；而增加一美元附加税，尤其是对一些高收入的人来说，需求降低则少于一美元，因为人们交的税有一部分是用来储蓄的，只有一部分是用来消费。布鲁金斯研究所税收政策中心的Roberton Williams最近在自己的博客写到，如果议员们坚持把附加税说成为工作杀手，那他们应该把增税和削减开支同等看待。

　　显示14,342,841,083,049.67美元的债务是非常好，这可以让大家知道美国现在的处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Bill Frenzel说，这样贷款者知道他们借出了多少钱，也知道他们希望收回多少钱。与此相比，财政缺口反应的是预期支出和收入的差额，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让人泄气，不过我们必须要改变它，因为现在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改变的越早，过程就越缓和。从70迈开始减速，总比撞到墙上好。

　　可喜的是，这台高速运转的汽车还有制动系统。取消税收抵扣项目将扩大可纳税收入，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在支出方面，改变现在医疗卫生的过度消费和无效率已经刻不容缓，同时削减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保险的支出，毕竟只让年轻人承担所有的义务不公平。

　　现在华盛顿充斥着愤怒和混乱，这个时候要达成什么协议真的很困难，但是从过去苦涩的教训我们应该警醒，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协商并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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