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后稍显沉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本周烽烟再起。围绕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中国统计局本周三(12月1日)发文回应伯南克此前对人民币汇率问 题的指责,文章称,美国经济低增长是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依靠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的。而不久前,美中经济暨安全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敦促日本、德国货币大幅升值以寻求贸易平衡的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升值可能无助于减少美国贸易赤字,而只是使出口方从中国变为其他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没有升值的需要,逐渐升值已成为各方共识。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分析人士均认为,人民币逐渐升值将有益于缓解国内基础货币的超量投放,平抑通胀压力,亦将推动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迥然不同的经济表现昭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货币对外升值后,对内则需收紧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避免落入日本式“失落的十年”。

　　人民币再承压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在G20峰会开始的当天(11月11日)收于6.6450,创下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不过在这次峰会上,人民币汇率问 题未能如美国所愿成为矛盾焦点。G20峰会之后,人民币汇率压力减轻不少,人民币兑美元开始一路走贬。最新数据显示,周五(12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较上日的6.6691上涨86点,报在6.6605。不过6.6605元的最新汇兑价格仍比11月11日的6.6450低155个基点,跌幅达 0.23%。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东北证券(000686,股吧)宏观策略分析师王国兵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短期贬值符合人民币汇改实现区间波动的目标,但仍不改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

　　统计局网站周三 (12月1日)发表文章《“双速”增长不应是开启印钞机的借口》(署名黄真),回应伯南克此前对人民币汇率的批评。伯南克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发表了以全球制 衡为主题的演讲,为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并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称“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国家采取低汇率政策,美国也用不着开启印钞机”。黄真的文 章则反驳说,美国经济低增长和他国汇率无关,根本原因是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

　　这场口水仗只是最近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受到关注的一个例证,有报道称美国会议员正努力寻求参院领导人的支持,期望在感恩节假日(11月25日至 28日)后,将已经获得众议院投票通过的《货币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提交参议院投票表决。不久前,美中经济暨安全委员会发布报告敦促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低 估采取打击行动,建议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升值已成共识

　　敦促人民币升值,可能无助于美国解决对外贸易赤字问题,对降低美国国内高企不下的失业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同样于事无补。“广场协议”后,日元、 德国马克等货币兑美元大幅升值约1倍,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而是使得美国进口转移至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

　　“美国的确不希望看到对单一国家赤字过大。据我们研究,单一国家的出口很难占到美国进口的30%以上,美国会有意地分散其进口来源。”国泰君安 货币政策分析师陈岚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如是说,而且“汇率问题,更多的是国际政治博弈。”她认为,人民币汇率长期内仍将升值,不过将更加灵活,汇 率将更加富有弹性,这样也更加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出于经济和政治双重目的,美国一直试图力压人民币升值。但并非对方所支持的主张就是错的。抛开两个国家的既有成见不谈,国泰君安陈岚认为,对国 内经济来说,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抑制短期经济过热和长期经济转型均有益。她进一步表示,“从目前的物价水平来看,如果物价持续上升,经济还是存在过热迹 象。”

　　同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可能吹起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如果不想让“这个泡沫在国内市场形成,具体的对策有三条,即升值、加息并且加强资本管制。”经济学家黄益平撰文指出。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我国累积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2.6万亿美元,造成大规模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对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严重干扰。

　　在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或许将成为这一转变的推手。“长期来看,顺差增长趋势仍将持续,中国大的宏观背景也是从出口导 向型转为内需拉动型,通过升值促进国内经济转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泰君安分析师陈岚表示,“另外,通过升值也可以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向更有效 率的生产方式。”

　　国泰君安宏观策略分析师江亚琴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趋势是确定的,不过每年的升值幅度可能不会太大,大概会维持在3%～5%的范围内。”

　　历史经验:升值后货币需紧缩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与德国相反的经济政策及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为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提供借鉴。

　　1985年9月22日,5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即“广场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到1987年底时已接近升值100%,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高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

　　“广场协议”中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并非只有日本,其后本国货币兑美元大幅升值的也并非只有日元,日本却成为唯一一个陷入将近20年衰退的国家。德国等国家则维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经历本轮经济危机后,成为欧盟国家中最早复苏的国家。如此大的差异,原因何在？

　　经济人士普遍认为,国内货币政策的不同,是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日元升值被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是和出口相对立的最大矛盾,此后日本政府开始降息应对”,江亚琴介绍称,“日本的考虑是(降息)抑制日元升值,结果造成国内资产泡沫特别严重。”

　　以地产价格为例,在不动产投机最疯狂的时期,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所占地块,其价值与美国整个加州相当。不过好日子没能持续,1991年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增长低迷的20年。

　　“广场协议”后的德国走的是与日本相反的道路:“德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货币政策,一旦发现资产价格泡沫或者通货膨胀的苗头,就迅速地加息。”江 亚琴说,“现在的澳大利亚也是借鉴德国的经验,在加息之后,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慢慢回落,CPI上涨的趋势也在减缓。”澳大利亚央行11月2日 宣布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75％。

　　“国内目前对资产泡沫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控制泡沫需要加息。”江亚琴表示,近期再次加息已成为市场的普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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