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11月6日在“财新峰会2010之金融新纪元：嬗变与机遇”分论坛表示，亚洲未来40年会遭遇巨大挑战，要走一条非常艰巨的“中庸之道”。

　　沈联涛认为，与一般人不同，未来亚洲2050年会遭遇挑战。他表示，如果用实体经济的话来说，一般的预测人认为，2050年亚洲的GDP可能占到全球的55%-60%。这是因为亚洲人口是占到全球的55%。但是他个人觉得，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实际上亚洲崛起面临的风险跟挑战是很大的。

沈联涛认为，金融危机带来几个大趋势：第一，发达国家是在去杠杆率；第二，他们经济发展缓慢；第三，他们的金融监管，正如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拉戈所说，监管会更严肃。

　　这种情况下亚洲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在金融界角度就是面对泡沫、热钱跟全球价格扭曲的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没有很准确的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不但亚洲没有走过这条路，全球也没有走过这条路。

　　第二个大问题，亚洲还是比较简单的金融体制，基本是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资本市场不太活跃。这也可能是亚洲自己不均衡的发展的结果，但是未来40年面临的风险会更大，靠一个比较稳健的银行去对冲这个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西方国家他们金融体制会从复杂到简化，但是亚洲是比较简单的金融体制会更复杂。

　　第三个大问题是金融创新的问题，亚洲怎样面对未来的实体经济的需求。

　　“我们的工业更发达，我们的服务业更发达，我们的金融一定要创新。”沈联涛表示。但是创新也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就是亚洲的监管一直比较谨慎。他认为谨慎监管不是错，但是如果过度监管也会出现堵住金融创新的问题。监管太松就是这次危机的后果，会出现危机，因此怎样找到中庸之道是非常关键的。

　　“我个人认为，亚洲的金融创新不会用杠杆率去创新，把产品复杂化，应该是用服务质量的创新，平台创新，产品创新跟制度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沈认为。

　　第四个大问题是城市化。亚洲城市化的大趋势是堵不住的，城市化大趋势意味着消费者、投资者更成熟，需要更不同的产品，尤其是金融服务。但是，亚洲最基本的城市化的挑战就是的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沈认为，这不但是中国的问题，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越南，他们的基础设施很缺。亚洲不缺钱，但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渠道去长期投资这些可以说有风险的基础设施。

　　第五个大问题是老龄化问题。亚洲现在已经从基本小康社会走向开始富有。储蓄越来越多，但怎样保持储蓄的价值？日本的惨痛教训值得关注，如果亚洲在未来五年、十年之中在泡沫、热钱的情况下不把握好就可能掉进日本20年衰退的情况，而且当时日本是全球最高储蓄率的存款者、投资者，但他们当时的回报率在20年之内是很惨痛的。

　　第六个大问题是风险管理的问题。亚洲未来这三四十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亚洲的实体经济在转型、工业在转型、制度在转型，亚洲也要面对一个从出口转向内需，环保如气候转暖以及天灾的大问题，这些风险不是一个普通的金融体系可以抵住的。

　　“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走高杠杆式的金融体系承担这种大风险可以成功吗？我个人认为不一定会很成功。”沈联涛表示。

　　沈联涛认为，亚洲如果要走得比较成功，大趋势是亚洲金融一体化的时机到了。如果中国不继续跟全球做伙伴，不跟亚洲的邻居做伙伴，中国走向更复杂、更成熟的金融体制是不容易的。但是要走这条路，就要面对一个怎样自我约束，怎样自由化，怎样开放化，怎样把握面对的这种风险，这又回到了市场跟政府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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