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的公报，亮点有几个，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过去高消耗、高污染的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社会司副司长刘文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月15-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二五”规划定下了调子。

　　不少接受本报采访的官员和学者认为，在未来10年，“十二五”这5年当中会做哪些事、能做成哪些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而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点将是“十二五”期间须着力完成的任务。

　　任务一：把蛋糕做得有质量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李佐军：理解“十二五”的特点关键是抓住三方面六个字，一是“转型”，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改革”，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都会相当大。

　　汪玉凯：“十二五”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说过去我们一直在注重做大蛋糕的话，“十二五”则要注重如何才能把蛋糕做 得有质量。它不再追求单纯GDP的增长速度，而讲求经济的增长质量，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挂钩，要使各阶层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国强 转向民富。

　　“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最大的差别，简单讲就是五中全会公报中的两句话，它确认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杨宜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是非常紧迫的。最直接的一个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国家产生了新的思考。

　　过去我们的外贸、加工和三来一补主要都是为外国人服务，我们很多人口红利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变成了发达国家消费的福利，我们也赚到了一些利润，那是非常微薄的。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扩大内需之后，能够更好地为本国人服务。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发达国家出现金融危之后，我们对外经济的依赖度这么高，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以前是向外使劲，现在是向内使劲。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写得很清楚，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过去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1995年就提出来了，已经15年了，但一直不理想，中央、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各自的责任。

　　刘文海：中国的经济总的还是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GDP肯定也低不了，现在公报上也不提这个数字是多少了，可能是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讲速度这么快，但一定要将发展的方式转过来。现在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要更加注重质量。

　　时代周报：就你所知，地方政府对“十二五”时期要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会存在哪些问题？

　　李佐军：其实各个地方不一样，“十二五”期间他们共同面对的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现在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与“十 一五”相比是要下降的，但是很多地方上的领导还是想在经济上高速增长、赶超发展，与中央强调的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是矛盾的。这是地方上要面临的一个决策问 题。

　　第二个是中央提出的要保护资源环境，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十二五”时期执行的力度仍然会比较大，而地方仍然追求高速发展的话，会面临比较大的环保压力。

　　第三个是“十二五”期间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有些人力资源和生产要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转型比较顺利；但是一些地方基础比较差，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他们面临的升级转型压力也比较大。

　　时代周报：你怎么理解“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有学者预测它会被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

　　杨宜勇：在经济学里面，包容性增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是相对于排斥性 （Exclusivegrowth）增长而言的，两者的英文只有前缀不同，但是“包容性增长”翻译得不好，我觉得应该译成“共享性增长”比较好。胡锦涛总 书记提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国际场合上讲的，他必须用国际场合上的话，外国人都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词不会写进“十二五”规划里面，一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语，二来它层次还是比较低，是很技术性的一个词。你看看印度的 “十一五”（2007-2012）规划，人家3篇加在一起是1300页A4纸，它的PDF文档在网上可以下载，第一篇就是 Inclusivegrowth，我们写出来也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我觉得我们的“统筹发展”就比它好，范围比较广泛。

　　任务二：实现“民富”目标

　　时代周报：应该怎么理解转变发展方式与富民之间的关系？

　　刘文海：转变发展方式与富民应该是统一的关系。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般就是走节约资源和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个就是要扩大对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大社会建设力度，这也能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另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失衡的状况，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时代周报：你觉得怎样才能实现“民富”？

　　要实现“民富”，在未来五年间应该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扩大中段收入格局，保障最低收入阶层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企业提高效益的前提下，要适当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因为大部分是靠劳动工资作为主要收入，目前工资水平还是比较低，所以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其实我国的内需市场是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简单点说就是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不足。

　　杨宜勇：所谓“民富”，你要创造自己的增加值，增加利润。过去我们老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你老跟外国人打工，在产业链的低端，挣血汗钱，你能富得起来吗？以前中国人老说自己是世界的加工厂，人家印度是要做世界的办公室，立意都比你高远。

　　“民富”并不是靠国家来发钱，严格意义上说，国家是不创造一分钱的，只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拿到另一个口袋而已。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竞争力，所以 “十二五”规划里提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方面就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不能只卖力气，要成为专业人士，更加专业化，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创新， 要靠创新和技术，这样才能赚大钱，实现民富。

　　任务三：转变政府职能

　　时代周报：在未来五年中，要转变发展方式，政府职能应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变？

　　汪玉凯：“十二五”期间必须改革政府过度主导经济的管理模式，把政府职能的侧重点由主导经济发展转向主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政府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善经济调节，未来的侧重点是要加强政府工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预见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要 严格市场监管，把设立公平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市场运行过程，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步确立为政府的主导职能。因此，“十二 五”期间，政府职能的优化、转变，都要把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放在重要位置。

　　五中全会公报上提到“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因为行 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度，还取决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启动。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有事先启动的前提下，行 政体制改革才有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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