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导读：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2009年铜表观消费量达到714万吨，占全球总需求的39％。整体降低我国铜产业的市场风险还需要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其中既包括期货市场主体的国际化，也包括期货市场客体的国际化。

　　8月2日消息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2009年铜表观消费量达到714万吨，占全球总需求的39％。在旺盛的需求下，我国铜冶炼产能疯狂扩张，近5年国内铜冶炼新增产能年均100万吨左右。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铜冶炼产能到达516万吨。
　　与疯狂扩张的冶炼产能相比，我国铜精矿资源严重紧缺。2002—2009年，我国精铜产量从150万吨扩张到400万吨以上，铜精矿产量缺口增大达300万吨，使得我国铜精矿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我国铜精矿自给率在23％左右。
　　由于我国处于全球铜产业链的中游和下游，在国际铜价大幅波动的背景下，我国铜产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极易受到生产经营之外各类因素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从多个方面分析国内铜产业的风险源及其引发的各种风险，以便产业企业“对症下药”，使我国的铜产业由被动变为主动。

解决我国铜产业风险的路径

　　1.深入挖掘国内铜矿资源潜力
　　目前，我国铜资源虽然较为紧缺，但并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铜价大幅飙升之后，过去尚未开发的贫矿及一些交通设施落后、前期投入较大的铜矿都具备了开采潜力。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国内铜矿资源的重新评估，进一步寻找新的铜矿资源。我国储量最大的铜矿——西藏玉龙铜矿早在1966年就已勘探发现，但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交通电力条件一直制约着矿山开发。随着国际铜价的不断上涨和国内现有铜矿资源的日益枯竭，2005年玉龙铜矿终于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并于2008年竣工投产。

　　近几十年来，我国主要开发的是东部地区的铜矿，随着这些地区资源的逐步衰竭，北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开发的重点区域。从地质学上看，我国西部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的成矿带，具备较好的成矿条件，但因当地经济条件差，部分地域生态环境恶劣，开发受到了限制。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铜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将成为可能，西藏玉龙铜矿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2.充分有效利用再生铜资源
　　铜是可再生资源，在大力开发国内新的矿产资源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再生铜进行充分利用。从世界范围看，随着铜价的上涨，再生铜的利用逐年提高。根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的数据，2009年全球再生精炼铜产量291万吨，占精炼铜总量的15.8％。在主要发达国家，再生铜产量的比重非常高，美国约占60％，日本约占45％，德国约占80％。
　　近几年来，我国再生铜行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目前国内每年回收的废铜70万吨左右。但由于我国大规模使用铜的时间比较短，国内铜的社会储量不足限制了我国再生铜行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铜的累积消费量5500万吨左右，而同期日本和美国铜的累积消费量分别为8000万吨和1亿吨以上。而且，我国铜的大规模集中使用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铜产品的30年平均使用寿命看，目前消费领域的铜产品进入报废期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现阶段国内回收利用的废铜还无法满足我国铜行业的需求，除国内每年回收的70万吨废铜外，我国每年还需要进口130多万吨的废铜。
　　然而，由于铜价的持续上涨，世界各国对再生铜资源日益重视，对废铜资源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再生金属行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与我国形成了竞争，使得我国废铜进口非常不稳定。所以，我国首先应从政策面加以引导，在某些方面适当放宽。从2007年开始，我国取消了废铜的进口关税，对促进废铜进口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关部门还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善废铜进口监管机制，提高通关效率并简化审批手续，鼓励废铜进口。
　　我国废铜利用的另一个需要着力整顿的是小冶炼厂过多的问题。发达国家再生铜企业一般只有几家到几十家，但我国数以千计，年产量从几千吨到几万吨不等，年产量在20万吨以上的大型废铜冶炼企业极少。小冶炼企业过多不仅产生重复投资、污染等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容易在废铜进口上形成恶性竞争。因此，整顿废铜冶炼行业是促进我国再生铜行业健康发展的重点。
　　在对再生铜行业的规范和引导过程中，政府同样应当走在市场前面。从铜产品的使用寿命看，电力装置一般可以使用几年时间，电缆和铜水管可以使用二三十年，用做建筑材料的铜产品使用寿命100年以上。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大部分铜用于电力装置和电缆。1998年之后，我国每年用铜量均超过100万吨，近几年用铜量更是在500万—600万吨，这意味着我国将在2020年之后进入废铜回收的高峰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每年回收的废铜将不断增加。如果能对国内废铜资源有效利用，将能极大改善我国铜供应的不利局面。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当站在战略的角度上对国内废铜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废铜的回收利用，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废铜出口，防范我国付出昂贵代价获得的资源为他所用，从而使我国的铜资源利用进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3.加大海外找矿的步伐
　　我国对铜资源的需求增长快，如果只把眼光局限于国内，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深入挖掘国内资源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在海外建立稳定、可靠的矿产供应地，不排除在海外建立我国的铜资源储备基地。

　　自从我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国内一些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海外并购经验，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遭遇的困难几乎都是一致的。从外部来看，不利环境主要体现为：我国企业面临来自所在国政府、企业、民众及舆论等方方面面的压力；我国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在与实力雄厚的国际矿业公司竞争时无优势；发达国家等传统资源需求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与我国形成了竞争。从内部看，我国企业对国际勘探、并购惯例理解不够，缺乏足够的专业化人才，经常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海外矿产资源储备，而全球采矿行业的大量并购又使全球的资源集中在少数矿业巨头手中。我国作为21世纪的后崛起者，一方面容易遭受到矿业巨头的强势挤兑，另一方面在矿业整合之后留给我们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少。
　　要想在日益竞争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获得利益，我们必须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发达国家获取海外矿产资源的历史看，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实施矿产资源全球化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企业的联合互动。日本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种手段全方位鼓励本国矿业公司跨国经营，从政治、外交等不同角度全面支持在海外建立矿产资源供应基地。日本政府还特别成立了金属矿业事业团，全方位支持日本矿业企业的跨国经营。同时，日本企业特别强调协作经营，不仅与日本国内企业互相协作，还与海外矿业企业合作。迄今，日本企业已经在世界大量重要矿山拥有股份，从而保证了日本铜原料的供应。
　　尽管我国铜矿资源非常紧缺，但国内企业“一窝蜂”到海外争夺铜矿资源并不是明智之举，反而会使矿山提高要价，增加我国开发海外铜矿资源的难度。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求国内企业主动联合，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行业整顿，鼓励国内铜企做大做强。只有国内企业形成合力才能在国际上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压力，我国企业也应主动与国际上其他矿业企业联合开发铜矿资源，避免因为单打独斗而使效果适得其反。在当前全球铜资源已被国际矿业巨头控制、且存在一定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我国对海外铜矿资源的开发不可能一步到位，唯有通过聚少成多才能逐步实现我国矿业企业国际化的长远目标。
　　传统途径之外，我国也应另辟蹊径，其中对国内企业的资金支持非常重要。我国矿业企业规模相对国际矿业巨头偏小，当前购买铜矿的开采权或者实施国际并购动则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国内具备这样实力的企业还很少。而我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通过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项基金，以低息贷款、优惠抵押贷款等方式全力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虽然目前国际矿业并购环境恶劣，但并不缺乏机会，若能做好充分准备，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机会在海外出手。
　　从国家的层面看，需要继续大力实施“资源外交”，把获取资源放在更高的战略地位。南美国家经济自由度比较高，非洲及西南、西北邻国与我国普遍友好，这些国家应成为我国“资源外交”的重点。这些理想区域主要有智利、秘鲁、哈萨克斯坦、赞比亚、刚果、缅甸、老挝、蒙古和俄罗斯等国。如果能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我国有望打破开发海外资源的缺口。
　　4.加强行业整顿，提高产业集中度
　　铜加工费持续降低，“中国需求”频频刺激国际铜价，除铜矿供应紧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源于国内铜冶炼和加工产能的无序扩张。为了控制铜冶炼行业的盲目扩张，国务院及各部委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予以控制，这表明了国家旨在控制铜冶炼产能过度扩张的决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对铜冶炼行业的结构调整遭遇了很大阻力。从战略角度看，对国内铜冶炼和加工行业的整顿应坚决执行，进一步提高冶炼行业的准入门槛，同时通过提高节能减排标准等措施淘汰落后产能，进而提高我国铜冶炼行业的集中度，使我国部分大型铜企具备国际竞争力。这也是我国铜企在国际铜加工费谈判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在海外铜矿资源开发中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5.充分运用多种工具，转移市场风险
　　全球铜资源紧缺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依靠海外开发及国内勘探也“远水解不了近渴”，面对铜价的大幅波动，国内铜企唯有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充分运用多种工具，从而将市场风险有效转移。从国家层面看，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涉铜衍生工具的开发，使企业能够方便运用多样化的避险工具。
　　我国衍生品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仅建立了期货市场，国内企业能运用的工具也不多。即便如此，国内企业在期货市场的参与度还不够，既有企业自身认识的原因，也与国内期货市场的成熟度有关。现如今，我国仍有大量企业谈期货“色变”，认为这是一种高风险工具，这与企业认识不够及部分企业把期货当作投机工具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有关。另外，对期货认识的扭曲还体现在我国银行系统。由于前几年国内发生的几起企业错用衍生品的风险事件，我国部分银行甚至发文禁止企业参与套保，如不照办就减少或停止授信额度。由此来看，后期亟待进一步普及期货套期保值功能，规范企业的套保行为，而银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套期保值管理团队对企业的保值行为进行监督。
　　整体降低我国铜产业的市场风险还需要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其中既包括期货市场主体的国际化，也包括期货市场客体的国际化。
　　期货市场主体的国际化包括两方面：一是允许境外主体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二是允许境内主体参与境外期货市场。目前，上期所已经成为仅次于LME的全球第二大铜定价中心，沪铜期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要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取得全球定价权，就必须进一步放开国内期货市场。我们可借鉴QF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铜行业的生产、贸易、消费商及投机资金进入国内铜期货市场，使沪铜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另外，目前我国境内企业主体参与境外套保仍存在种种限制，最主要的原因是外汇管制。现在我国只有31家企业获得参与境外套保的资格，2006年以来没有进一步放开国内企业境外套保，已获批参与境外套保的企业与我国企业境外套保的需求相比，严重不足。在国内期货市场容量不足的情况下，解决好外汇管制瓶颈，适时进一步放开国内企业参与海外套保也是转移我国铜产业链相关企业市场风险的解决方式之一。
　　期货市场客体的国际化主要是进一步发展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且在全球具有较大流通量的品种，包括铅、锡、镍等，丰富我国期货市场的上市品种，使企业的多种套保需求能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反过来促进铜期货的发展。
　　进一步发展期货等衍生工具是降低我国铜产业市场风险的另一主要措施。目前，我国只有期货这一简单的衍生工具，期权、掉期等相关衍生工具尚未推出，企业的选择很有限。虽然期货推出时间更早，但当今伦铜期权的交易量远远高于期货的交易量，2008年LME进一步推出了掉期交易。由此可见，我国商品等衍生品市场种类仍需不断丰富，以避免企业规避风险的手段单一。另外，在当前沪铜定价权不足的情况下，24小时电子盘交易也亟待发展，从而避免当前沪铜受外盘影响过大，使企业无法有效套保情况的发生。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铜产业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均比较大，国内相关企业必须通过多种手段、多种途径降低风险、转移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着力加强行业整合，为进一步获取海外铜矿资源提供支持，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铜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进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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